民粹主义政党兴起与西方政党政治危机

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体制的整体性危机促成了民粹主义政党，但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严重不足的民粹主义政党又无力减轻这种危机，反而身陷泥潭而无法自拔。西方社会即将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充满着政治不确定性的未来。

虽然政党政治形式上展现出为有所不同政党之间的纵向竞争，但实质上代表了一种国家与社会间的横向联系。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预示着政党意识形态的趋同和“共识政治”的经常出现，西方政党与国家更加密切而与社会更加疏远，且日益遵从于国家逻辑，“从而失去了政党作为政治的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这种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的政党形态，被卡兹、梅尔称作卡特尔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构成，使得西方政党渐渐变为“国家代理人”，其作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介角色不复存在。

西方传统政党的转型与衰败在西方政党国家化的过程中，预示着政党意识形态和纲领政策的趋同，通过政党更替来构建有所不同社会集团利益再行分配的前提也就消除了。民众无法像过去一样根据有所不同政党所坚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来自由选择政党。

西方政党更替的“政治”意义消除了，政治问题变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或管理能力问题。“政府本身显得更加去政治化和常规化，它看上去必须的更好的是与经营管理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不是民主。

”民众被敌视在社会公共决策机制之外，构成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因此，西方政党在近几十年所再次发生的转型和衰败，不仅是“群众型政党”这种特定政党形式的衰败，而且是西方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的整体危机。

在失去了政治性功能后，政党也就失去了其根本性价值，从而陷于深刻印象的功能危机，西方代议制民主也就沦为一个没内容的空壳。因为，公民通过议会选举机制来自由选择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并对违反其职责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展开问责，是代议制民主以求发挥作用的预设前提。

但是在意识形态趋同和政党“卡特尔化”的情况下，政治过程瓦解了人民的掌控，政党政治仍然被看做是社会对国家产生容许或掌控的过程，而沦为“统治者掌控被统治者的一种手段”。代议制民主沦落一种“仪式性”民主，它的象征意义小于实质起到。

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大大拉大，社会断裂更进一步激化。在社会分化持续不断扩大的同时，西方各国传统政党的差异却在增大，主流政党的同质性与社会结构的异质性构成了锐利的对立。

在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困境面前，传统政党和政治精英无能为力，民众迫切需要在传统政党之外寻找传达和代表其利益的渠道和声音，民粹主义政党应运而生。民粹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西方各国都经常出现了反政区的新兴政治力量下降的局面。具有显著纳粹色彩的德国自由选择党、由喜剧演员毕普·格里罗领导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以保守左翼面貌经常出现的希腊“保守左翼联盟”等民粹主义政党取得了更加多民众的反对。

同时，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主流政党内的反政区派系和民粹主义力量也取得更加大的影响力，在传统政党内部造成了相当大的波动和冲击。与传统政党迥异的民粹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被西方学者指出“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党派政治”。那么，民粹主义政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它又不会给西方政党政治带给什么样的影响？第一，对选民的顺应与政治代表性的修复。与意识形态渐趋中间简化的传统政党有所不同，民粹主义政党一般都具备独特的（甚至渐趋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符合了特定群体的利益传达的必须。

如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把经济正义和分配问题作为自己注目的主要议题，抨击新的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和对中下层民众利益的伤害；而右翼民粹主义则致力于确保白人群体的利益，展现出出有了反感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偏向，赞成外来移民、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对本土白人所导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冲击。这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顺应了普通民众找寻政治代表性的期望，取得了很快发展。第二，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政党结构。民粹主义政党预设了“人民”与“精英”的二元矛盾，人民与无法代表人民确实利益的精英之间的矛盾包含了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政治框架。

他们把自身解读为人民利益的确实代表，而把早已转变的主流政党看作构建确实民主的障碍。因此，民粹主义者赞成代议制民主和政党的中介机制，主张民众跨过现行政治框架而直接参与政治。而互联网则为民粹主义政治获取了最差的平台与中介。

只不过互联网的发展毁坏了实体零售模式一样，互联网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于也毁坏了传统的“实体”政党模式。互联网的经常出现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减少了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交易成本，沦为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

2011年以来，西班牙创建了490个新的政党，这些政党很多都是相结合“脸书”或“推特”在网上开会构成，具备门槛较低、“来去自由”的特点。同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推展下，一些之前没什么从政经历的反政区“政治素人”取得了直接参与政治的可能性。

如在2016年美国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的特朗普、2018年5月兼任意大利总理的朱塞佩·孔特、2019年被选为乌克兰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议会选举获得胜利之前都是没兼任过政府职务的“政治素人”。第三，保守政治话语与现实政治行动之间的对立与悖论。在修复政治代表性的过程中，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展现出出有了反感的反政区和鼓吹体制特征，但是它仍然在主流政党政治的框架内参予政治竞争，因而也就必需遵从现行政治体制的规则。这样，在其保守的政治话语和现实的政治行动之间就展现出出有了深刻印象的对立和悖论。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莱克西斯·楚普拉斯领导的希腊“保守左翼联盟”。在2015年希腊议会选举中，楚普拉斯迎合希腊民众的拒绝投出了反削减旗号，因而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但是在上台掌权后，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困境面前，楚普拉斯却最后自由选择向欧盟让步，之后实施削减政策。这引起了其支持者和选民的反感，造成其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告终。西方政党政治的危机于是以因为民粹主义政党展现出出有的悖论性特征，一些学者将其称作“反政党的政党”。

那么，这种“反政党的政党”能否挽回岌岌可危的西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答案是驳斥的。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缺少传统政党平稳的纲领、意识形态和的组织体系，也缺少平稳的支持者和群众基础，因此展现出出有反感的碎片化、不平稳和不能测量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得很多民粹主义政党呈现较慢蓬勃发展又较慢衰败的特点，沦落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泡沫。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尽管在在野党时期展现出出有反感的反体制和鼓吹政区特征，但一旦上台掌权，又被迫向既有体制和政区为首精英让步，而这种让步又不会引发其支持者的声浪，引起民粹主义政党的掌权危机。

民粹主义政党所面对的这种两难困境，是因为其并没从整体上变革西方政治体制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达意见和能力，而是企图在西方政治体制的整体框架内谋求保守变革，这必定是一个到底的困境。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体制的整体性危机促成了民粹主义政党，但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严重不足的民粹主义政党又无力减轻这种危机，反而身陷泥潭而无法自拔。西方社会即将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充满着政治不确定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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